隨著綠色可持續發展成為全球共識，ESG（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投資和相關實踐、理念在全球的影響力日益提升，但在能源轉型過程中也涌現出多種挑戰，各國在ESG投資的態度和模式選擇方向上有所分化。

　　9月23日，絲路基金董事長朱雋在第五屆外灘金融峰會上表示，當前各國推動ESG投資的模式主要有兩種，即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模式。多位專家分析，目前中國和歐洲的ESG投資模式主要是自上而下型的，美國則更多采用自下而上型的。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原理事、中國證監會原首席會計師張為國認為，各國采取不同的ESG投資模式是基于不同的國情，但關鍵是要定位清楚政府做什么、企業做什么。他認為，中國在ESG投資國際經驗本土化借鑒過程中，最大的難點在于如何培植更多的機構投資者，開放式的公募基金難以處理好ESG投資長期受益與短期收益、企業價值和社會價值之間的平衡。

　　ESG投資的多路徑討論

　　具體來看，所謂自上而下的ESG投資模式，一種是政府利用產業政策如產業補貼、碳稅，或者貨幣等金融政策來引導資金投入可持續投資的領域，另一種是通過制定各類信息披露標準，提高企業違反ESG投資的成本，即所謂的“胡蘿卜+大棒”的政策。

　　自下而上則是由政府主導，依據市場上的價格信號和可持續發展目標進行ESG項目投資，政策引導比較少。

　　從各國實踐來看，據朱雋觀察，美國大多數時期采用了自下而上的模式，美聯儲主席鮑威爾曾在多個場合提出，美國的貨幣政策不會拿來應對氣候變化的問題。相比之下，中國和歐洲更多采取自上而下的模式。

　　那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哪種模式更優？“純粹由市場主導的ESG投資模式，實踐中會有一些問題。比如，企業會因為ESG投資周期比較長、風險比較高、回報不太穩定、技術不成熟而動力不足。”朱雋稱，目前在ESG投資領域有資金過度集中的情況，比如資金更愿意進入新能源基礎設施和交通等領域，尚處在技術進步過程中的工業、建筑領域的減碳綠色解決方案等，資金投入不夠。這種情況下，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相結合就非常必要。

　　“一方面，由政府負責制定ESG投資的分類標準，提出信息披露的要求，并負責實施監管；另一方面，市場機構，包括企業、金融機構甚至一些團體，要主動作為，積極利用各種資源（包括撬動社會資源）推動ESG投資。”朱雋建議。

　　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如何平衡？如何防止政府過度干預，同時避免政府不作為？張為國認為，美國采取自下而上的模式有其國情特殊性，在聯邦制的政體以及近年兩黨嚴重對立的情況下，難以在ESG這樣議題廣泛的領域達成一致。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任何國家來說，關鍵是要定位清楚政府（能）做什么、企業能做什么。

　　“公共工程主要還是靠政府，”張為國認為，在ESG、碳減排領域，沒有激勵肯定不行，而且政府在基礎研究等方面也起到了很大作用，“反過來，市場畢竟是引擎，能夠讓市場做的就應該讓市場做。”

　　“但是從去年開始，美國通過發布IRA（Inflation Reduction Act），也是通過政府資金的投入支持本國光伏和氫能等新能源行業的發展。”朱雋認為，這也表明各國政府在轉型引導方面出現了比較類似的政策態勢。

　　不過，隨著地緣政治問題復雜化，能源供需矛盾出現較大沖突，這導致包括美國在內的部分國家對ESG投資態度發生較大轉變，甚至出現了“反ESG”現象。

　　中國ESG投資缺乏長期機構投資者

　　在法興集團管理委員、法興銀行亞太區首席執行官貝希麗（CécileBARTENIEFF）看來，ESG投資在中國等亞洲國家本土化方面，遇到的主要挑戰是分類標準不統一，這是亟須改善的問題。多位專家表示，目前已經從中國和歐盟之間看到了改善趨勢。

　　另一個關鍵的問題在于投資回報與動力。“包括中國在內，在ESG或可持續發展的大議題上，最難處理的就是企業價值和社會價值的矛盾，短期利益和長期利益的矛盾。”張為國指出，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之間的不同在于，培植機構投資者較為困難，但也“很難讓股民們為了長期利益投資”。

　　“因為我國的公募基金都是開放式的，如果短期業績不好，投資者就會贖回。因此，要讓公募基金去做短期表現欠佳、但長期利益明顯的ESG投資是比較難的。”張為國指出，要處理好上述矛盾，需要將各種長期正面外部性量化到投資標的價值，投資者也要接受。

　　方正證券研報顯示，ESG基金整體長期收益較高，但短期收益并不理想。具體來看，純ESG主題基金、ESG策略基金、環境保護主題基金、社會責任主題基金和公司治理主題基金，近5年收益率普遍在60%以上，近3年收益率最高為17.29%、最低為5.33%，近1年收益率則普遍為負值，且最大回撤和年化波動率甚至高于滬深300和中證500。

　　“大家只是靠社會責任感，靠企業價值來做（ESG投資）是靠不住的，還是要把激勵機制做好，”香港金融協會副主席孫明春也指出，“可能有一些外部性也不見得能夠量化、內部化，這些是需要政府在產權界定上做一些事情。”

　　孫明春認為，政府對碳排放界定產權并明確配額要求，是解決上述矛盾的關鍵。有了產權界定和嚴格的配額要求，相當于給市場創造了一個激勵機制，并能夠在碳市場上順利交易，從而實現可持續。

　　關于如何通過學習ESG投資的國際經驗并保持中國特色，張為國認為，首先要確定什么樣的ESG投資應該由什么樣的資金來做，比如有些是通過權益資金，有些則通過債務資金，要避免“一哄而上”。

　　其次是解決長期性問題，即培植機構投資者。除公募基金面臨上面提到的問題，張為國認為，社保基金也存在保值增值的壓力，培植機構投資者可能需要10年、20年甚至30年的時間，通過改革完善個人養老保險制度解決長期資金來源問題，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張為國也提到，我國還要繼續加快ESG標準化建設，同時面對貿易保護主義，還要加強國際溝通，企業自身也要想方設法，積極應對。

　　他認為，中國在基礎設置建設，以及光伏、新能源汽車等方面的發展優勢明顯，后續應該更加重視，利用本國優勢實現彎道超車、后發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