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十四五”規劃開局之年，是我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新階段的第一年。疊加疫情造成全球經濟增長放緩、大國博弈進一步加劇等不確定性，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我國要堅定不移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其中，大力發展綠色產業，實現經濟綠色復蘇和高質量發展是一項重點任務。在此過程中，綠色金融大有可為。

一是提高政治站位，發揮金融對綠色發展的引領力，減少經濟增長對碳密集和污染型產業的路徑依賴。

疫情后應對氣候變化的新要求和我國碳減排承諾將對我國經濟社會產生深遠影響。減少經濟增長對碳密集和污染型產業的路徑依賴，是適應新形勢、新要求，推動形成綠色生產和生活方式、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必然要求。

宏觀政策方面，應進一步完善綠色發展和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法律體系，適時制定綠色發展規劃，修訂綠色產業界定標準，從目標設定、任務分解、政策支持、資金籌措等方面就綠色發展做出系統性安排，激發源源不斷的創新潛能。

貨幣金融方面，應高質量推進綠色金融標準體系建設，加快形成有利于綠色發展的體制機制，增強推動綠色發展的自覺性、主動性，抑制不顧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盲目追求增長的短期行為。其一，金融重點支持綠色建筑、清潔交通、可再生能源等綠色產業板塊的形成，加速工業部門綠色和數字化轉型，支持綠色技術研發與推廣，推動傳統高耗能行業脫碳。其二，通過發行政府專項債或企業債等方式廣泛籌集可再生能源發展基金，加大對暫時遇到困難的綠色企業的財務支持。其三，培育綠色消費理念，逐步將綠色消費納入綠色金融支持范圍，完善綠色消費認定機制，助力生產端綠色化轉型。其四，推動大數據、互聯網等技術在綠色金融領域的運用，規范發展第三方認證評估機構和市場，推動強制性環境信息披露，為綠色金融市場規范健康發展提供強大的信息支持。其五，金融機構應主動作為，將綠色發展目標納入機構和業務發展規劃，加強專業人才儲備，提升對綠色項目的評估、識別和定價能力，創新產品工具和服務方式，加大力度支持和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優勢綠色產業，提升境外投資的綠色化程度，尤其是減少在“一帶一路”等區域的涉煤投資等，在創造新的利潤增長點的同時，更好維護國家形象、控制環境風險。

二是探索將氣候風險納入金融穩定和金融管理政策框架。

氣候變化具有“長期性、結構性、全局性”特征，有可能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已成為國際學術界和政策部門的新共識，也是中央銀行和金融監管機構的研究重點之一。氣候變化相關金融風險主要包括物理風險和轉型風險。其中，物理風險指的是氣候異常、環境污染等事件引起的資產貶值風險，主要通過保險公司資產負債表惡化、銀行抵押品價值縮水等渠道，影響金融體系和宏觀經濟。轉型風險指的是為應對氣候變化和推動經濟低碳轉型，收緊碳排放等相關政策，或出現技術革新，引發高碳資產重新定價和財務損失的風險。國際清算銀行將氣候變化相關風險稱為“綠天鵝”風險，認為其可能成為系統性金融風險，建議各國央行開發前瞻性情景分析模型，在全社會范圍內開展跨部門的廣泛合作。

近年來，部分經濟體央行在量化寬松政策實施等方面不斷拓展“綠色”領域和范圍。一些央行開始著手評估氣候變化的影響，采取宏觀審慎管理措施，要求并支持金融機構提升綠色金融能力。中國人民銀行也開展了一些初步研究，下一步將繼續高度關注氣候變化相關金融風險的影響，在貨幣政策、微觀審慎監管、宏觀審慎管理政策制定中，更多考慮氣候變化因素，積極加強相關國際交流與合作。

三是加快構建統一、高效的碳金融市場。

“十四五”時期，全國統一的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建設將進一步提速，這將為碳金融市場建設運營奠定堅實基礎。從國際先進經驗來看，碳金融市場的穩健運行也有利于擴大現貨市場交易量，為現貨交易提供更好的價格發現手段和避險機制，提升市場主體參與碳交易的活躍度。當前，我國碳市場金融化程度偏低，建議主管部門研究出臺碳金融市場相關法律法規和部門規章，適當放寬準入、創新產品工具，不斷提升碳金融市場吸引力、透明度、交易效率和定價權威性，助力碳減排目標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