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時報：近年來，極端氣候事件頻發且強度持續升級，特大暴雨、長期干旱以及“旱澇急轉”等現象尤為突出，正在改變我國地質災害的發生規律和風險特征。這些極端氣候事件從哪些方面影響了我們過去基于歷史經驗建立起來的地質災害防治體系，帶來了哪些新挑戰？

　　殷躍平：極端氣候正在重塑我國地質災害的發生規律與風險格局，使傳統防治體系面臨新挑戰。長期干旱導致巖土體收縮開裂，隨后“旱澇急轉”又使水分快速下滲，顯著降低了巖土體強度，這種復合效應使地質災害的突發性和破壞性大大增強。近年來，特大暴雨等極端天氣事件屢見不鮮，不僅顯著提升了西南、西北等傳統高風險區的災害活動性，更使華北、華南等以往相對安全的區域相繼出現群發性地質災害，并形成以下全新挑戰。

　　災害分布格局從“點”向“面”拓展。傳統地質災害防治體系建立在對歷史數據的統計與典型隱患點的識別基礎上，具有較強的“點狀”防控特征。然而，極端降水的“常態化”與“廣域化”，正迅速改變這一格局。西南、西北等傳統地質災害高易發區防控壓力持續加劇的同時，華北、華南等以往相對安全區域也頻繁出現群發性地質災害。2023年北京房山區遭遇極端暴雨，4天降雨量達1025.5毫米，超過當地年均降雨量，引發1200多處群發性小微型流滑災害;2024年南方多省同樣因極端降雨誘發數以萬計的小微型地質災害，其中湖南資興單日降雨643毫米，引發19300多處地質災害。這些事件表明，極端氣候使原本劃定為中低風險區的區域轉化為高風險區，地質災害防治范圍必須從有限的“隱患點”拓展到更廣泛的“風險面”。

　　災害形態趨向隱蔽與小規模化。隨著城市防災能力提升，地質災害呈現出“由城入鄉”的趨勢，廣大農村地區成為防災薄弱環節。更為關鍵的是，災害體形態發生顯著變化。早期防控對象以10萬至百萬立方米級的大中型災害體為主，變形跡象明顯、易于識別。然而，近年統計數據顯示，西南、東南及北方山區95%以上的地質災害為體積小于10萬立方米的小型、微型災害體。這些災害體規模小、隱蔽性強、突發隨機性高，傳統調查手段和監測技術難以有效捕捉其前兆信息。依托我國特有的“群測群防”體系，針對房前屋后的小規模災害時效果顯著，但對于視線范圍外、突然啟動的災害則響應不足。災害識別已從“尋找明顯變形體”轉變為“預測隱蔽危險源”，其識別難度呈數量級上升。

　　成災機制呈現動力鏈式特征。傳統地質災害風險評估主要基于靜力學范疇的極限平衡分析，即判斷隱患點“穩定與否”。然而在極端氣候作用下，災害往往不再局限于“點源靜止破壞”，而是演化為具有遠程、高位、鏈式特征的動力災變過程。近年來多起重大災例凸顯這一趨勢。2017年四川茂縣高位滑坡轉化為碎屑流，奔流2.8公里后摧毀新磨村;2025年四川筠連滑坡同樣轉化為遠程碎屑流，成災范圍達1800米，遠超滑源區范圍。這些災害的共同特征是啟動位置高、運動距離長、能量傳遞效率高，其成災范圍遠遠超出基于靜態評估劃定的危險區。這意味著，即便準確識別了隱患點，若僅基于靜力學判斷其穩定性，而忽視滑動后的動力傳播過程，仍無法有效防控風險。

　　學習時報：面對這些復雜的新挑戰，我們傳統的防災模式顯然已不夠用。您曾提出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即“調查評價和監測預警僅是其中一環”。您認為，除此之外一個更現代化、更綜合的地質災害防災減災體系，應該是怎樣的架構？它如何將技術手段與管理決策更有機地結合起來？

　　殷躍平：經過數十年的實踐，我國逐漸建立了調查評價、監測預警、應急處置和綜合治理相結合的防災減災救災體系，地質災害造成的人員死亡由上世紀末的每年1500人降至近年來的每年200人之下，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效。然而，面對極端氣候條件下日益復雜的地質災害風險，傳統防災模式已顯不足，亟須構建更現代化、更綜合的防災減災體系。這一新體系應當構建一個多層次、全鏈條的立體化架構，打破傳統防災模式的局限，著力推動防災減災工作實現從單一災種向多災種綜合、從被動應對向主動防控、從經驗判斷向科學決策的深刻轉變。

　　強化隱患精準識別。現代化防災體系需要全面提升地質災害預知能力，建立“點面結合”的雙控機制。加快開展大比例尺精細調查，重點針對華南花崗巖風化斜坡、西南巖溶煤系地層、華北推覆構造斜坡、西北黃土——紅層二元結構等易災地質結構實施精準識別。同時需特別關注靴狀地貌、溝谷地貌和高陡危巖帶等成災地貌，開展不同工況下的風險評估。建議借鑒香港經驗，將人工切坡和匯水斜坡納入重點管理范圍，通過1∶5000精細調查補齊管理短板，切實提升隱患識別精度和效率。

　　強化國土空間管控。將地質安全要求深度融入國土空間規劃全過程，建立健全地質災害紅線管控制度。加強山區城鎮地質災害風險評估，嚴格控制高風險區人口密度。對四川三州、云南昭通、甘肅白龍江等高風險區域，實施高標準工程治理和人口疏解。針對農村地區災害風險，要加強切坡建房管理，指導采取修建擋墻等簡易治理措施，保留足夠安全距離，全面提升農村地質災害防控能力。

　　強化能源人居統籌。建立能源開發與地質災害防治的協調機制，實現可持續發展。在西南煤炭開采區等重點區域，開展精準調查，科學劃定地質災害紅線。實施易災地層隱患點與崩塌滑坡易發區雙管控，根據風險評估結果采取差異化措施，適宜工程治理的及時治理，需要搬遷的堅決搬遷，適宜監測的加強監測。通過科學方法統籌國家能源安全與人居環境安全，實現協調發展。

　　強化技術管理融合。構建天地空一體化技術支撐體系，提升防災減災科技含量。建立綜合監測網絡，開發人工智能風險評估模型，完善跨部門協同應急機制。重點加強極端條件下群死群傷災害防范，強化預警預報與應急響應聯動。通過多學科交叉、多部門協同、多主體參與，構建全鏈條、多層次、立體化的綜合防治新格局，最終實現從被動減災到主動防災的根本性轉變。

　　學習時報：隨著礦產資源開發力度持續加大，礦區地質災害防治與能源安全保障之間的統籌協調問題日益凸顯。作為國家重要能源基地的西部礦區，面臨著怎樣的特殊地質災害風險特征？其風險形成機制與常規區域相比有何不同？我們又該如何實現資源開發與災害防治的協同發展？

　　殷躍平：我國西部山區蘊藏著豐富的礦產資源，是國家重要的能源基地，但同時也是地質災害的高發區域。這一特殊地理格局使得礦產資源開發與地質災害防治之間存在著突出的矛盾。礦區地質災害風險呈現出三個顯著特點：一是成因復合化，采礦活動不僅直接破壞地質體穩定性，更通過改變地下水位、引發地表沉降等方式加劇災害風險;二是成災鏈式化，如高位崩塌滑坡轉化為遠程碎屑流，影響范圍遠超采礦區本身;三是影響深遠化，不僅危及礦區安全，更對周邊居民點造成長期威脅。

　　這些特點使得礦區地質災害防治面臨特殊挑戰。一方面，國家能源安全戰略需要進行礦產資源開發;另一方面，必須保障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因此，可采取以下方法，實現礦產資源開發與地質災害防治的協調發展，既能保障國家能源資源安全，又為礦區群眾打造安全宜居的環境。

　　創新采動地質安全評價理論。當前礦區地質災害防治面臨理論滯后的嚴峻挑戰。如在云南鎮雄多起災害調查中發現，許多礦區仍在沿用傳統的地質安全評價方法，這些方法源于丘陵或平原地區，與山區采礦的實際情況嚴重不符。具體表現為，僅簡單劃定村莊附近的禁采區，隨后進行大面積的放頂塌落式開采，這種粗放的開采方式導致采空區上方山體應力重分布，引發山體開裂失穩，形成高位崩塌滑坡，并進一步轉化為遠程碎屑流，最終造成村莊被掩埋的重大損失。須建立適應礦區特點的采動損害評價理論體系，重點加強高位遠程地質災害鏈的成災機理研究，完善采動區地質安全評價方法，為科學劃定危險區提供理論支撐。

　　建立采空區災害精準監測網絡。針對礦區地質災害特點，需構建“空——天——地”一體化的監測預警體系。如在烏蒙山區要重點加強飛仙關組(屬于早三疊世早期地層)等易滑地層的隱患點與崩塌滑坡帶雙管控，建立專業化監測網絡。現場應急排查顯示，在采動影響范圍內，地質災害呈現明顯的鏈式發育特征。如在云南鎮雄“1·22”山體滑坡5公里范圍內，存在多處高風險隱患點，其中塘房鎮打蕨溝山體因采礦活動導致山體開裂變形，急需建立多參數監測系統。應采用InSAR遙感監測、無人機巡測、地面傳感器等多技術手段，形成采空區災害監測預警網絡，實現對巖體變形、應力變化等關鍵參數的實時監測，切實提高預警精準度和時效性。

　　優化采動影響區空間規劃布局。從源頭控制地質災害風險，必須將地質安全要求深度融入礦區國土空間規劃。科學劃定采礦影響區與災害危險區，建立分區管控機制。雖然礦產資源開采帶動了地方經濟發展，幫助山區群眾脫貧致富，但礦區人口的快速聚集也導致地質災害風險顯著增高。因此，需要建立分類處置機制，對高風險區實施搬遷避讓，對中風險區加強監測預警，對低風險區推進工程治理。通過科學規劃礦區國土空間，明確劃定禁采區、限采區和可采區，完善村莊布局規劃，確保資源開發與人居環境安全協調發展。

　　學習時報：防災減災救災不僅是政府和技術部門的責任，更是全社會的共同課題。最終能否成功避險，往往取決于社會公眾的意識和行動。在提升社會公眾的防災減災意識和自救互救能力方面，您認為目前最需要補齊的短板是什么？有哪些切實可行的建議？

　　殷躍平：在提升社會公眾的防災減災意識和自救互救能力方面，目前最需要補齊的短板是專業化監測預警體系與公眾應急響應能力之間的銜接不足。雖然我國已建立了較為完善的“群測群防”網絡體系，并在6.7萬處地質災害隱患點實施了儀器監測預警，近3年成功預報災情約150起，但在極端氣候背景下仍面臨嚴峻挑戰。現有“普適型”監測儀器受技術精度和經費限制，主要適用于大變形的短臨預警，對災害體面上的控制精度有限。特別是在西部高寒山區，無法對泥石流等高位遠程災害作出及時預警。如2024年四川康定姑咱鎮山洪泥石流災害造成27人死亡的案例表明，溝口降雨量僅25毫米未達觸發閾值，但后山可能已達到特大暴雨等級，暴露出監測體系存在盲區。

　　更重要的是，預警信息與公眾應急響應之間存在一定脫節。一方面，專業化預警能力不足導致預警信息準確性有限;另一方面，即使獲得預警，基層群眾也缺乏必要的避險知識和自救能力。特別是針對泥石流等復合型災害，公眾對其成災機理和避險要領了解不夠，無法在緊急情況下作出正確反應。此外，社區層面的應急響應機制不健全，缺乏系統的應急演練和專業的救援裝備，導致預警信息難以轉化為有效的避險行動。

　　為有效應對高位遠程地質災害帶來的嚴峻挑戰，亟須建立“技防為先、人防為輔”的專業化監測預警體系。

　　重點推進高位遠程災害專業監測設備的研發與應用。針對西部高寒山區特殊地形條件，在海拔4000米以上區域布設專業化監測設備，包括雷達監測系統、無人機巡測網絡和多參數傳感設備，實現對地形雨、冰磧物穩定性等關鍵指標的精準監測。特別是在已知的4800處威脅百人以上的泥石流隱患點，優先部署專業化監測設施，確保對高位啟動區災害活動的實時監控。

　　構建分級分類的預警響應機制。根據隱患點威脅程度和風險等級，建立差異化預警標準和應急響應預案。對于威脅千人以上的240多處重大隱患點，實行“一點一策”的專業化管理，配備專職監測人員和完善的預警設施。同時建立多部門聯動的預警信息共享平臺，確保監測數據及時傳輸和分析處理，提高預警準確性和時效性。

　　加強專群結合的應急能力建設。在推進“技防”的同時，要充分發揮“人防”的輔助作用。定期組織基層監測人員和社區居民開展專業技能培訓，重點培訓地質災害識別、監測設備使用和應急避險等實用技能。建立以村組為單位的應急響應隊伍，配備必要的應急救援裝備，制定詳細的疏散轉移方案，確保預警信息能夠迅速轉化為有效的避險行動。

　　完善資金投入和制度保障機制。設立專項資金支持專業化監測設備的研發和部署，同時建立長效運行維護機制。制定相關的技術標準和管理規范，明確各級各部門職責，形成科學規范的管理體系。通過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相結合，切實提升高位遠程地質災害的防控能力，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