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中國新的氣候目標的提出，對國內疫情后加速低碳轉型和長期低碳發展戰略的實施，以及推進全球氣候治理進程都會產生重要指引作用。這樣一個緊迫的、積極的、有雄心、有力度的目標，既展現了中國在疫情后堅持綠色復蘇、低碳轉型的方向，也展現了中國在未來實現《巴黎協定》下控制全球溫升不超過2℃并努力低于1.5℃目標的雄心和行動力，在國際上提振了各方應對氣候變化的信心和行動意愿，引領全球經濟技術變革潮流。

 

習近平所提出的目標，實際上是兩個階段的奮斗目標：第一個階段，在2030年前中國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這是應對氣候變化，推進低碳發展的一個重要時間節點。目前中國還處在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中，經濟發展還比較快，能源需求仍然在增長。要在能源需求持續增長的情況下實現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達峰，就必須大力改善能源結構，使得新增長的能源需求主要由新增的非化石能源供應來滿足，保證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基本不再增加，這樣才有可能盡快實現二氧化碳排放達峰。

這一階段的目標正好與2035年中國現代化建設第一階段目標（基本實現現代化、生態環境根本好轉、美麗中國建設目標基本實現）相吻合，在二氧化碳排放達峰后迅速轉為持續下降的趨勢，可以說是中國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標志。

 

第二階段，努力在2060年之前實現碳中和，這與《巴黎協定》提出的全球平均溫升控制在工業革命前的2℃以內，并努力控制在1.5℃以內的目標相一致，并且與中國在本世紀中葉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和美麗中國的目標相契合。實現碳中和是建成現代化強國的一個重要內容，我們要把這個目標納入本世紀中葉國家現代建設總體目標和戰略之中，引導能源變革和經濟發展方式脫碳化轉型。

 

Q：中國為什么要在此時提出碳中和目標？這一雄心勃勃的愿景背后的主要驅動力是什么？鑒于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會影響中國經濟發展嗎？

A：中國提出2060年之前實現碳中和這樣一個宏偉的、有力度的目標，并落實政策和行動，是統籌國內可持續發展和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兩個大局的戰略決策。首先，《巴黎協定》提出要在本世紀末把全球溫升控制在工業革命前水平2℃之內，并努力控制在1.5℃之內，要實現這一目標就必須在本世紀下半葉甚至本世紀中葉實現碳中和。中國提出2060年實現碳中和，實際上就是要努力實現與控制溫升1.5℃目標相契合的減排路徑。這是在目標導向下“倒逼”的長期發展路徑的低碳化轉型，體現了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擔當。

 

第二，實現碳中和是中國自身現代化建設可持續發展的要求。要實現碳中和，首先能源系統要建成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為主體的近零排放的能源體系，煤炭、石油、天然氣等化石能源的消費量要控制在極低水平，這樣就從根本上減少了化石能源消費中產生的常規污染物的排放，比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2.5等。雖然我們在化石能源消費過程中采取了很多節能減排和治污的措施，但是隨著終端治理措施的空間越來越小，從根本上減少化石能源消費才是提升環境質量、保護生態環境的最根本措施。因此，實現碳中和也是中國促進經濟發展、社會繁榮和保護生態環境的一個協同對策。

 

第三，在應對氣候變化、全球低碳轉型的大趨勢下，低碳的核心技術和發展能力，以及低碳的產業結構是現代化的標志和核心競爭力的體現。要建成一個現代化的國家必須要走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道路，最終實現碳中和。

中國是制造業大國，工業部門的能源消費占總的終端能源消費的三分之二。短期內，實現工業快速轉型并減少碳排放，會導致一些能耗高、污染嚴重的行業發展受限，但長期來看，卻能夠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激勵數字經濟、高新科技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的發展。

雖然轉型過程中也會有一些成本和代價，比如快速轉型會讓一些還沒到壽命期的煤電站被關掉，造成擱淺成本，但從長期來看，由煤炭轉成可再生能源也帶來了新的經濟增長點和新增就業機會，并且減少了環境污染，保障了人民的健康，因此，整體效益還是好的。更重要的是，應對氣候變化、防控氣候風險能夠保障國家的長期可持續發展。所以，長遠來看，能源經濟低碳轉型的正面效應是大于負面影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