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及“十四五”期間的能源指標設置，鄒驥表示，必須旗幟鮮明地主張“十四五”時期要繼續列出能源強度的指標，而且這方面的要求“不但不能放松，反而還要更加嚴格”。

例如碳指標中的碳強度指標、非化石能源占比指標、森林碳匯指標以及空氣質量和水的指標等，鄒驥表示“原來‘十三五’有什么，‘十四五’一個也不能少。”

2017年初國家能源局發布的《能源發展“十三五”規劃》（以下簡稱《規劃》）明確，全國將在“十三五”期間實施單位GDP能耗和能源消費總量雙控指標。根據《規劃》，到2020年，全國萬元國內生產總值能耗比2015年下降15%，能源消費總量控制在50億噸標準煤以內。

《規劃》明確，“十三五”期間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要提高到15%以上，天然氣消費比重力爭達到10%，煤炭消費比重降低到58%以下。

值得注意的是，《規劃》還表明“十三五”時期是我國實現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達到15%目標的決勝期，也是為2030年前后碳排放達到峰值（下稱“達峰”）奠定基礎的關鍵期。

在碳排放達到峰值的目標方面，鄒驥特別強調，作為《巴黎協定》的締約方之一，中國承諾將在2030年左右達到碳排放峰值，并將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耗的比重提高到20%。

因此，鄒驥建議，要在“十四五”低碳指標的設定上，新增碳排放總量的指標，以此為碳排放2030年達峰或盡早達峰提供宏觀管理支撐。對于部分經濟發展水平領先于全國平均水平的沿海發達地區，可以嘗試率先達峰，并為其他地區積累實踐經驗。

鄒驥表示，為實現2030年左右甚至盡早達峰的承諾，從十四五時期開始引入碳總量目標已經為時不早，否則有可能在管理實踐上耽誤按期達峰的時間限期。要對碳排放總量進行管理就意味著要有完善的監測、統計、報告、核查等體系支撐，此外還要有碳排放清單、法律等基礎管理的銜接，這些工作都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必須從“十四五”規劃開始早做打算，逐步建立可信的管理體系和手段。

鄒驥稱，確定指標就是確定環境產權的第一步，沒有指標就沒有力度，也無從進行市場化的資源配置。“很多投資沒有一個強目標指引去建立穩定清晰的預期，會失去方向，還有可能形成投資不足或投資沉淀，研發進度和技術競爭力也會受影響。這才是對持續增長和高質量發展的損害”他表示，在這方面歐盟近日已經出臺了《歐洲綠色新政》，明確歐盟將在2050年成為首個“碳中和”區域，將此作為歐洲未來經濟增長的總方略。我國也應全面加快步伐，相向而行，避免在十年或二十年后發現自身能源經濟在全球綠色低碳轉型中依然大大落后于全球進程，進而拖了中國現代化的后腿。